“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，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，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，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……”

站在30年前刚参加工作时的邮电局门口，我的耳畔又响起那首耳熟能详的歌曲，但眼前的一切早已物是人非。邮局已经搬走了，这里变成了家属院。

我抬眼望去，门口的报刊亭那里，有一位老大爷吆喝着，正在叫卖豆浆油条。以前，那里老是挤满了买报刊的年轻人，挤嚷着问：“新出的《读者》、足球报到了没有？”也有烫着“波浪卷”，穿条窄长的喇叭裤的小伙子，骑自行车过来，一只脚撑在地上，拿起一张报纸，放下钱，嘴里吹着口哨，随即箭一般地离开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老邮电局在县城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，一边挨着广播站，一边是新华书店，路口东边还有文化馆、小学和国营食堂。那食堂里的包子很好吃，每天早晨上班路过那里，我都要进去买两个包子，低头一边吃着包子，一边翻看报纸，出门过条马路，走几步路就到了邮电局门口。

看大门的秋老头以前是局长，退下来后没事干，就找到接替他的局长，要求去看大门，并在门口摆了一个冰棍摊，捎带着卖些香烟、口香糖什么的，说是方便大伙。

老头个子瘦高，一头银发，见了面老远就打着招呼：“大秘书，这么早就上班了？刚才还在广播里听到你写的局里的新闻稿呢！”“是吗？”我笑了笑。一转身，机线班的张班长带着一帮年轻人，心急火燎地摁着自行车铃，说是立了“村村通”军令状，县里三天两头催着，要求务必在国庆节前完成全县村村通工程，要向国庆献礼。看着他们一个个你追我赶、生龙活虎的样子，老局长笑着说了一句：“年轻真好啊！好时候都让他们给赶上了！”老局长的女儿亚梅是长话班的班长，扎两条乌黑的长辫子，身穿一套墨绿色的制服，走起路来带着一股风，可神气了。

现在门房已换成了一个60多岁，身材瘦小的陌生老头。见有人过来，他头也没抬习惯性地问了一句：“找谁啊？”我说：“哦，随便看看。”他瞅了我一眼，也没阻拦，咳嗽两声，就佝偻着腰把外面的快递搬到门房里边。

院子里空荡荡的，我四处张望着，听到身后有人问：“喂！是大秘书吗？什么时候回来了？”我转过身，一位中等身材，有些发胖的大妈推着自行车，笑吟吟瞅着我。车前的筐子里躺着一颗鲜嫩的大白菜。

“您是，冯姨？”“是我！你还是老样子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一点没变！”“哪里……”我苦笑着摇摇头，“您家里还好吧？冯叔他身子骨还好吧？”“他……”冯姨张了张嘴，脸上爬上一丝伤感，“唉，没福气，退下来没几年就走了！”

停了停，她打起精神，热情地邀请我：“很久不见了，到家里去坐坐吧？”“不了，您忙吧！我看看就走。”冯姨叹了口气：“那我就先走了，以后常回来啊！”

冯姨以前在报务班上班，那时早起上班打扫完卫生，我站在办公楼前的院子里，老远就能听见从报房那边传来冯姨响亮地读电码的发报收报声。有时她也来办公室找我盖章，盖完了从口袋里掏出几颗水果糖放下就走。

望着冯姨蹒跚的身影，我又想起那年过春节单位发大白菜的情景。拉白菜的车半道上出了故障，都夜里11点了还没音讯。大伙聚在办公楼前的院子里，裹着棉衣，嘴里哈着气，不时地朝大门口张望着。终于，拉白菜的车鸣着喇叭、打着闪灯从大门口开了进来。大伙欢呼着涌了过去，七手八脚地帮着从车上往下卸白菜，一边卸一边兴高采烈地议论着，分了白菜是腌着吃还是包饺子、炖粉条……

后来，局里又换了一位新局长，是个工作没几年的大学生。他一来就烧起了“三把火”，搞人员精简，精简下来的人员安排去跑多种经营。对街上的报刊亭也实行承包经营。一时间局里人心惶惶。消息传到老局长耳朵里，他黑着脸嘀咕了一句：“胡闹，不务正业……”

或许是有人打了“小报告”，没过多久，新局长就让人传话，说老局长的冰棍摊占用局里的传达室，影响不好，不能摆了。要摆就得向局里缴纳承包费。这下老局长的女儿亚梅不干了，在院子里追着新局长要算账。后来还是老局长站出来，把女儿吓唬了回去。

让大伙没想到的是，老局长很快便服了软，“乖乖”地收起了冰棍摊。有人替老局长鸣不平：“您为局里辛辛苦苦工作那么多年，没功劳也有苦劳，凭啥他一来就不让您摆了？真是太过分了！”老局长呵呵一笑道：“这就小家子气了不是？人家那也是为了把邮电局管好，在传达室门口摆个冰棍摊，毕竟还是有些影响不好。人家那是对事不对人，咱作为老同志，得支持他们的工作哩！”

更让大伙没想到的是，新局长居然在年终评选表彰时，把一个名额给了满院子追着他要算账的长话班班长亚梅，还把她调到办公室做了工会干事，说她人缘好，适合做群众工作。后来新局长还和老局长成了忘年交，没事就往门房里跑，找老局长对弈。

如今，通信发展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但在我的心里，仍然对那段邮电局的岁月念念不忘，每每回想起来，心里都会盛满温暖。（作者系中国联通陕西分公司员工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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